要点总结 #
研究背景和问题：中国新一代人工智能（N-AI）在技术和社会层面面临多重治理挑战。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快速发展，其在经济、社会结构转型中的影响日益显著。然而，技术的快速迭代与治理政策的滞后性之间的矛盾日益突出，导致治理失灵的风险增加。本文旨在探讨如何应对这些挑战，构建一个适应性强、动态调整的治理框架。
方法论和贡献：本文通过企业调研、专家访谈和政策文本分析，提出了一个以“逻辑内核-秩序重构-监管响应”为核心的治理框架。研究发现，N-AI治理的核心问题包括技术社会复合体的离散性认知、系统生态主权的非均衡调适以及包容审慎探索的有限性实践。此外，本文还系统性地刻画了N-AI治理的范式变革，从探索式治理到敏捷式治理，展示了技术创新与风险规制的动态平衡。
关键要点 #
论文重要性 #
这项研究对于中国乃至全球的人工智能治理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快速发展，治理政策的滞后性已成为全球性挑战。本文提出的适应性治理框架不仅为中国N-AI治理提供了理论依据，还为全球人工智能治理的实践提供了借鉴。未来，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进一步普及，如何在全球范围内实现技术创新与风险规制的动态平衡将成为各国共同面临的课题。
深度解读 #
技术社会复合体 #
技术社会复合体是本文提出的一个核心概念，描述了人工智能技术与社会场景之间的深度交互关系。论文指出，我国新一代人工智能治理的核心问题之一是如何整合技术社会复合体的离散性认知。技术社会复合体的演进动力来源于人工智能技术的自反性与场景变革性的交互。一方面，人工智能技术通过算法模型等高度凝练的技术规则，试图最大化实现人类与社会的便捷交互，但同时也带来了复杂多元的不确定性风险，甚至让人类被动接受智能运行规则。这种现象被称为技术自反性。另一方面，场景变革是人工智能技术进步和迭代的终极愿景，但当前技术的不完备性决定了智能场景应用的不足。因此，社会场景的不断变革既是人工智能治理的内核，也是我国领先发展的责任使命。然而，当前社会各界对人工智能治理的逻辑核心仍处于分离性、模糊性和滞后性认知状态，亟需建立技术属性与社会属性的辩证统一关系，并深化对技术迭代、场景变革与风险涌现之间关联互动的认知。
生态主权调适 #
生态主权调适是本文提出的另一个重要概念，描述了人工智能技术对社会秩序的深刻影响。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能动性不断增强，社会秩序的基础正在发生巨大转变。传统社会中，人类通过自身行为反映内心世界，并为行为承担法律责任，而智能社会中，人类将行为实践交给机器，甚至部分让渡出人类意志。这种转变带来了新的治理挑战，例如无人驾驶汽车事故的责任主体问题、人工智能生成物的著作权归属问题等。论文指出，智能社会的秩序重构主要体现在国际竞合秩序和组织协同秩序两个方面。在国际竞合方面，随着我国人工智能综合实力的提升，全球各国在人工智能全球话语权、规则制定权等方面展开激烈角逐，少数发达国家甚至试图通过算法模型将国家意志嵌入人工智能产品中，间接实现“长臂管辖”。在组织协同方面，数据作为人工智能创新的“新型石油”，正在深刻改变政产学研协同创新模式，企业端的数据积累和算法训练使得监管机构难以及时发现和治理前沿问题。因此，如何实现系统生态主权的非均衡调适，成为我国新一代人工智能治理的核心挑战之一。
技术善治 #
技术善治是本文提出的一个重要治理理念，强调在人工智能治理中应秉持敏捷回应、开放包容、韧性容错的导向。论文指出，我国新一代人工智能治理的监管响应策略深受“技术可控论”和“技术失控论”两种思维的双重影响。一方面，人们担心人工智能技术失控，导致风险过渡遏制；另一方面，沉迷于技术带来的福惠，忽视数据泄露、算法歧视等潜在风险。技术善治的核心在于如何在技术创新与风险规制之间找到动态平衡。论文进一步指出，我国新一代人工智能治理经历了探索式治理（2016年前）、回应式治理（2017-2019）、集中式治理（2020-2021）和敏捷式治理（2022-）四个阶段的范式变革。每个阶段的治理理念、治理对象、治理主体和治理工具都表现出显著的阶段性差异。例如，在集中式治理阶段，技术创新突破持续发力，风险规制力度显著增强，形成了以数据、算法、平台风险规制为核心的治理对象，并引入了硬性法律法规作为治理工具。而在敏捷式治理阶段，技术创新与风险规制并重，治理工具则呈现出刚柔并济的特点，既包括宏观层面的法律法规，也包括中观层面的行业准则和微观层面的企业自律倡议。
范式变革 #
范式变革是本文的核心研究内容之一，描述了我国新一代人工智能治理从探索式治理到敏捷式治理的演进历程。论文指出，我国新一代人工智能治理的范式变革经历了四个阶段：探索式治理（2016年前）、回应式治理（2017-2019）、集中式治理（2020-2021）和敏捷式治理（2022-）。每个阶段的治理理念、治理对象、治理主体和治理工具都表现出显著的阶段性差异。例如，在探索式治理阶段，治理理念模糊，治理对象以方向性治理为主，治理工具多为引导性文件；而在回应式治理阶段，技术创新力度显著增强，治理对象以数据、算法、平台创新突破为核心，治理工具则以柔性规制为主。到了集中式治理阶段，技术创新与风险规制并重，治理工具开始引入硬性法律法规。而在敏捷式治理阶段，治理理念强调技术创新与风险规制的动态平衡，治理工具则呈现出刚柔并济的特点。论文通过这种动态演化的分析，揭示了我国新一代人工智能治理范式的过去式、现在式和未来式，为未来治理路径提供了重要启示。
未来挑战 #
未来挑战是本文对新一代人工智能治理的前瞻性思考。论文指出，随着人工智能技术在各类场景中的广泛落地，未来将面临更加复杂严峻的治理挑战。首先，国际竞争环境的变化使得人工智能治理不再仅仅是技术发展与社会适应之间的互动协调问题，而是科技创新与治理规则并重的“两个轮子”驱动问题。其次，全球共识的凝聚将成为人工智能治理的重要任务，如何跨越不同国家主权边界的规制冲突，避免局部地区出现“先发展、后治理”的极端情况，是我国新一代人工智能治理优化完善的重要挑战。再次，长尾风险的预警将成为治理的关键突破点。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广泛应用，低频风险和潜在风险将大量涌现，如何从“被动规制”向“主动规制”转变，是应对未来挑战的关键。最后，动态思维的秉持将成为治理的核心策略。我国新一代人工智能发展日新月异，技术创新速度和应用场景需求不断超越理论演进速度，治理策略与范式需要及时调整，以适应前沿实践的发展需求。
完整论文 #
